人民有信仰 国家有力量——太平天国的真相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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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前已经说过，这里再重复一遍。本系列文章，不是要给太平天国翻案。太平天国的残暴、愚昧、落后、贪腐等等，都是事实，无可否认。本系列文章，是要指出太平天国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价值是什么。

晚清时期，国家软弱、人民涣散。就在这样的社会中，太平天国和曾左胡李双方，通过信仰的力量，动员起各自的支持者，展开一场殊死的“名教之战”。太平天国的信仰是基督教，曾左胡李的信仰则是捍卫华夏儒家文化。

太平天国起事时的清廷，实际上已经腐朽不堪、摇摇欲坠。如果双方没有这种强烈的信仰，不是“名教之战”，而只是不同武装集团之间的争权夺利，太平天国战争不会那么激烈而持久。要么是地方政府成功镇压来自贫困山区的一场农民起义，更大的可能则是，农民起义推翻腐朽的旧王朝，建立起自己的新王朝。

这两种可能性最大的情况都没有发生。实际情况是，曾左胡李艰苦奋战十几年，打赢了“名教之战”，消灭了太平天国，并让腐朽的清王朝重新换发出生机，居然出现了“同光中兴”的良好局面，王朝成功续命几十年。

太平天国运动，及其对手曾左胡李，他们的流血牺牲、失败和成功，展示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：人民统一的信仰，对国家来说意义重大、不可或缺。

这是太平天国运动留给后世最重要的精神遗产。

但是，太平天国留下的这个精神遗产，很长时间里被人忽视了。太平天国失败后，清朝虽然一度“同光中兴”，但重建统一的国民信仰的极端重要性，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。

中国传统社会是有统一信仰的，那就是儒家文化，否则中国也不会在那么长的历史中保持统一的政治体。但是，到了近代，儒家文化暴露出明显的不足。

儒家文化适合广袤的农业国家，而不适合精巧强健的工业国家。比如，儒家为何强调以德治国，这就是因为，在一个领土广袤、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里，依法治国的成本极高，高到农业国家的政府完全不可能承担。

想想现代法治之下，人们打一个官司要花多少钱多少时间多少精力。在只能满足温饱的农业社会，哪来这么多剩余资源让人们去打官司？正义虽好，但总有代价。在大型农业国家，只能采取低成本的以德治国的方法来维持社会秩序。

天不变，道亦不变。从秦汉到晚清，中国一直是农业大国。这个基本面没变，儒家文化的地位和作用也就不会变。

但是，到了近代，天变了。中国遭遇“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。船坚炮利的洋人打上门来。中国陷入了全面的社会危机。重要的是，洋人并非只有武力更强，而是各项国家能力都远超中国，包括各种现代化制度、资源汲取能力和动员能力等等。洋人在中国的巨大优势，是工业国家对农业国家的压倒性优势。

当时，人人都知道中国必须努力自强，要奋发图强，但到底应该做什么才能摆脱外辱，实现复兴，却众说纷纭，难以看清。

这个问题的答案正在太平天国留下的那份精神遗产中。但是，窥见这个“天机”的人，不多。

法国大革命以后，拿破仑领导的法军，在欧洲战无不胜攻无不克，战斗力爆表。一支知道为何而战的军队，战斗力远超那些为钱打仗的雇佣军和只是服从主子的奴隶军。这就是“主义”的力量。

在太平天国运动中，太平军和湘军也展示出“主义”的力量。太平军中，“老广西”是最能打的，也是湘军最感头疼的。这些很早就入教的广西人，信仰强烈，斗志昂扬，打起仗来不要命，至死方休。

湘军这边情况也类似。曾国藩创立的湘军，书生做军官，农夫做士兵，坚决不要看上去“很能打架”的地痞流氓街溜子。这就是因为，曾国藩甚至，只有书生才能理解“名教之战”的大义，才知道他们是在为捍卫儒家文化而战。湘军的胜利，其实正是“主义”的胜利。

可是，太平天国和湘军的两种“主义”都不足以支持中国走上复兴之路。

太平天国的失败实践和拙劣“政绩”，已经证明，基督教不能救中国——他们甚至都不能救自己。在和儒家文化面对面的较量中，他们虽然一度声势浩大，但最终一败涂地。

曾左胡李的胜利，证明儒家文化仍有强大的生命力，仍然是中国社会真正的基础和柱石。但晚清一度“同光中兴”之后的再度沉沦，也证明，中国的儒家文化需要经历深刻的改造和丰富，才能带领中国走向复兴。

重点和核心在于，中国必须经历一场深刻而彻底的“重建信仰”和“观念革命”。否则，中国的民族复兴就是水中月、镜中花。这是中国近代以来最重大的历史课题。

对这个最重大的历史课题，太平天国以后的维新党人和革命党人都认识不到位。他们的努力局限在“改良政治”“夺取政权”的层面，没有从根本上重建中国的国民信仰。

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算是有所作为，但是，掌握了政权以后的国民党，在“主义”方面的努力很薄弱。国民党的解决方案简单粗劣，是教条化的三民主义和简陋复古的大杂烩。

“国民党税多，共产党会多”。这个曾经的流行语，准确把握住了国共两党的根本区别。国民党这个曾经的革命党，执政后迅速蜕化为碌碌无为的官僚集团。而且，因为没有解决根本问题，旧中国的国家能力依然孱弱，越收不到税，就越急切地收税。

“共产党会多”则充分表明，共产党并不是普通的执政者，而是革命者。革命者的使命并不仅仅是夺权掌权。对革命者来说，更重要更根本的任务是用新的“主义”彻底改造社会。所以，党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在改造、重建、统一其组织内部和民众的思想上。党有太多需要贯彻到全社会的“思想”“精神”“方针”“政策”“主义”“原则”。这些都需要通过大大小小的会议传播到全社会。

共产党的“主义”，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。马克思主义和儒家学说有很多共同的内核特质，但马克思主义包含儒家缺乏的适合工业化社会的意识形态。列宁主义对中国的意义在于，列宁主义政党所具备的超强动员和组织能力。毛泽东思想则是马列主义和中国现实相结合的解决方案。这些，正是中国文明伟大复兴需要补足的短板。

虽然内容截然不同，共产党实际上是在继续完成太平天国没有完成的历史使命——消除各种涣散、混乱的怪力乱神，在中国建立起统一的国民信仰。这里的信仰，指的不是宗教信仰，而是同样具有超越性的强大而统一的“主义”——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。人民有信仰，国家才能有力量。

并非偶然的是，虽然共产党没有提出“反对偶像崇拜”，但实际上，新中国对民间种种泛神信仰和迷信活动的清理和取缔是相当严格、严厉的，效果相当显著。在破除迷信上，新中国和旧中国，以及和海外其他华人地区的区别，一目了然，泾渭分明。

那些没有经过中国革命的海外华人地区，仍然盛行各种迷信和泛神信仰。在新中国，这些都被认为是“糟粕”，被毫不留情地清除。这种清除，甚至一度以激烈的“破四旧”的方式进行。

毕竟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，不是做文章，不是绘画绣花，不能那样雅致，那样从容不迫，文质彬彬，那样温良恭让。

理解中国进入近代以来急需解决的历史课题，理解为了解决这个历史课题，中国人做出了怎样艰难困苦的摸索和奋斗，对新中国、对新中国实现的伟大民族复兴，才会知其然，也知其所以然。

中国的伟大复兴，是近代以来几代中国人前赴后继、不屈不挠努力的结果。在复兴的过程中，对立的各方或许曾经你死我活、势不两立，但在伟大复兴成为现实的今天，回望历史时，我们完全有理由、也有条件对深切地理解那些历史当事人，公正全面地评价他们各自的地位和作用。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大潮中，我们都是同路人。

“渡尽劫波兄弟在，相逢一笑泯恩仇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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